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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5月10日的大会开得死气沉沉。第二天，我们都在斯科普科洛围在一张小桌旁吃午饭，但我们没有回到讨论上来。现在没人再有那种神圣的激情，因为议定书仍然没有签字，我们有点怀疑整个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历史学家那一组在一天上午来到萨特的寓所同&ldo;四人小组&rdo;见面;她们显得极愿合作，对节目一事兴趣甚浓。

钱的问题变得紧迫了。5月12日（星期一）我们四个人在萨特的住处会面;朱利昂也在，我们每个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显然缺乏诚意。整个事情都取决于──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的工作被划为哪一类。如果它是一个戏剧节目，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资金;如果它是一个记录片，我们只能得到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劝说电视作者和作曲者协会的会长阿兰&iddot;德考把它归到戏剧一类。我们约他在下一个星期三会面，萨特在给朱利昂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自己的态度。

让-保尔&iddot;萨特巴黎，1975年5月15日电视台二台台长巴塞尔&iddot;朱利昂先生大学路158号巴黎第七区我们一致同意由我创作一部电视作品，即一组在一个综合性思想指导下的节目，它由图象、对话和评论制作而成，评论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来历史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

显而易见，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我们对历史材料进行了选择，这些材料是围绕一个特殊主体的历史──我的历史──而进行加工的。

确切地说，我们要做往事的叙述，我们希望电视观众从自身历史出发，来判别这一历史中的真理和谎言。我们打算给作品以一种史诗的性质，使它成为本世纪的长篇传奇。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

──象征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恶心》的主题）;

──抒情风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顾西班牙）;

──真实再现（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将出现一位1917年的战争顾问）;

──戏剧场面（萨特和演员们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关于克朗斯塔德的俄国文献，这与它们原来的使用目的并不一致）;

我们上面谈到的处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们不具有限定意义。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记录片。

5月22日德考来见萨特;他态度非常和气，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他把这个节目归到戏剧一类，这使节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维克多写信给历史学家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这时，同电视二台的对话仍在继续进行。6月11日，在沃尔弗罗姆的家，举行了一个至少有十四人参加的报告会，包括朱利昂、埃德兰-帕泰的代表，罗歇&iddot;路易和视听协会理事皮埃尔&iddot;埃马纽埃尔。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这可能会形成与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这个问题因塞利曼──这部影片的制作者──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而后得到解决，他保证在萨特提供给电视二台的十个节目播完之前，电影不上映。6月18日，我们的律师凯杰曼同电视二台的律师布雷丁会面，他们起草了一个由萨特和朱利昂签字的议定书。6月底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摄制人员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他们对此事充满希望。7月5日萨特离开巴黎，他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6月30日他写信给朱利昂，要求与他会面，但朱利昂没有答复。

虽然这个计划使萨特很忙，他这一年还从事了许多其它活动。我继续读书给他听，一般都是些关于最近七十五年历史的书。他听着我读并且做录音。他的智力没有衰退，对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他都有极好的记忆。但在时间和空间中，他时常摸不着头脑，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习惯，他变得不大在意，虽然以前他和我一样，对这些习惯是很注意的。

由于《弓》的一期刊载了《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瓦与妇女斗争》一文，我问他怎样看待他同女权主义的关系，他在回答中颇多颂扬，但比较表面化。

3月23日到4月16日，我们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年4月25日，这里发生了人们称为&ldo;石竹花革命&rdo;的事变。经历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之后，一些厌恶安哥拉战争的军官，搞了一次政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政变集团，这是全体人民的觉醒，他们对&ldo;武装力量运动&rdo;给予了支持。萨特希望亲临其境了解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开始他很担心：&ldo;我怎么能够看见里斯本呢?&rdo;但他很快就不再焦虑了。我们住的旅馆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个很大的露天市场，非常喧闹。天气很不错，但风很大，我们不能在户外阳台上呆久。于是我们沿着大街在快乐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罗索的平台上。萨特此行所关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尔&iddot;维克多陪同，有时由塞尔日&iddot;朱利陪同，同&ldo;武装力量运动&rdo;的成员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在&ldo;红色兵营&rdo;吃午饭，不久前，一些企图暴动的军官曾向这儿发起过进攻。萨特对学生作了一次演讲，但他们对他提出的问题缺乏反应，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来，这些人与其说是进行了革命，不如说是经受了革命。另一方面，他同靠近彼尔图的一个自治管理工厂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触。他还参加了作家的一次会议，这些作家在探讨他们今后要起的作用，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萨特回到巴黎，在广播电台作了一个关于葡萄牙的很好的谈话;从4月22日到26日，由朱利编辑，《解放报》发表了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之间的系列谈话：（一）革命与军人;（二）妇女与大学生;（三）人民与自治;（四）矛盾;（五）三种权力。萨特最后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ldo;武装力量运动&rdo;。

5月，捷克哲学家卡雷尔&iddot;科西克寄给萨特一封公开信，谴责捷克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的镇压。他说到他个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没收的情况。萨特也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卡雷尔&iddot;科西克。他写道：&ldo;你们的政府维护的是虚假的思想，它们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产生并检验过的，它们是从苏联拣来的词语拼凑起来的东西，被用来掩盖活动而不是揭示其意义。&rdo;他还在5月10日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罗素法庭过去活动的声明。受该报之邀，他谈到越南战争结束的问题。他同蒂托&iddot;杰拉西有一个谈话发表在芝加哥的一家杂志上。其中谈到：&ldo;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扩大了我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们的影响看成只是局限于法国。我参加的斗争是世界性的斗争。&rdo;这一年他在好几个文件上签了名：一个要求遵守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号召书（1月26日至27日的《世界报》），一个对让-埃登&iddot;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于为智利囚犯进行辩护的钱款（虽然还不能确认）;一个支持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书（1975年6月17日的《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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