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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教生活（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二节

道教生活

根据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看法，道家可以分为如下三等：一是讲清净无为，如老、关、庄、列之类；一是讲非升冲举，如刘向《列仙传》中所述之类；一是讲存想服食，却疾延年。然自方士一出，于是诸派也就混为一途，而且又在其中增加了许多名目，随之使道家更多歧路。

道教号称有南、北二宗。传统的说法，南宗始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传授关系如下：钟离权、吕岩、刘操、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柟、白玉蟾、彭相。北宗始自吕岩，经金代王喆，王喆有七弟子，分别为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马珏及珏之妻孙不二。在南、北二宗之外，又分出“全真”一派，其名始自王喆。据说大定年间，王喆到了宁海州，马珏夫妇筑庵事之，题曰“全真”。自此以后，凡四方之人以此道为宗者，均称“全真道士”。

一明朝廷的道教管理政策及制度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下达给礼部的命令，是对释、道二教一并进行清理。不过从已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对道教却没有订立明确的制约细则。相比之下，太祖对佛教的整顿，却有《申明佛教榜册》。显然，太祖对佛教的约束比道教更为严厉，而他整顿宗教的目标主要是针对佛教。

（一）明太祖与道教

明太祖对道教相当重视，并采取了一些鼓励的措施。建国以后，他踢建了不少道教宫观，以示对道教的尊崇。他深知，这些道家者流所做的都是一些清净之事，于国极为有利，而且国家的祭祀大典也都“用以执事”，理应“有以居之”。在洪武十二年二月，他下令在郊祀坛两边建成神乐观，作为道士的居住地。洪武十七年，在南京永寿宫的旧基上，重新建成一座道教宫观，赐名“朝天宫”，并在内设立了道录司。

洪武二十一年，金陵的“北极玄天真武祠”因灾而毁。明太祖下令，将此祠改建于钦山之阳，至第二年祠成。修成后，又命宋讷“为文记于石”。

洪武年间，太祖还下令在都城内卢龙山上建卢龙观，并敕赐观额。

在洪武年间，太祖多次派遣官员或道士到泰山致祭。洪武十年，遣曹国公李文忠及道士吴永舆、邓子方致祭于泰山东岳之神；洪武二十六年，又派神乐观道士乐本然、国子监生王济到泰山致祭。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洪武七年，明太祖亲自注疏了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显示出他对道教的礼敬。他在《御注道德经》一书的最后道：“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

重用道士也是太祖道教政策的一部分。洪武年间，明太祖听说道士刘渊然有道行，就把他召至阙下，“屡问天人相与，果何所感”。渊然“具实以对，深契宸衷”。太祖亲赐法剑，赐号“高道”，让刘渊然馆于朝天宫，眷待甚渥。后又命有司在朝天宫的西北建屋数十楹，称“西山道院”，专作刘渊然的住处。

洪武四年，太祖下诏，让天师张正常“择其徒之可者以名闻”，送到京师，“问以雷霆鬼神之事”。

（二）道官衙门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在设立善世院以管理天下僧人的同时，又设立了“玄教院”，任命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统辖天下道士。

洪武十四年，革去玄教院。至洪武十五年，专门设立道录司，以掌管天下道教之事。

道官衙门也分中央与地方两层。在中央，设道录司，掌管天下道教之事，主要职官有：正乙两员（左正乙、右正乙），正六品；演法两员（左演法、右演法），从六品；至灵两员（左至灵、右至灵），正八品；玄义两员（左玄义、右玄义），从八品。在地方，府设道纪司，掌管本府道教事，有都纪一员（从九品）、副都纪一员；州设道正司，掌管本州道教之事，有道正一员；县设道会司，掌管本县道教之事，有道会一员。

明太祖通过设立道教管理机构，将道教势力与道士的活动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道录司官员虽由道教人士出任，但就人格而言，他们已经异化。在他们的身上，宗教性的成分日渐丧失，而世俗性的因素却在不断增长，官方利用他们来控制道教的所有活动。他们只需对皇帝负责，而不必为下属的道士尽义务。这就是明太祖道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道录司额设官员应为八员。至成化年间，据礼科都给事中张谦的上奏，当时道录司官员已经增加了“几三倍”，以致“异端太盛，名器太滥”。但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三倍。至成化二十一年（1485），道官真人以下已达130余人。

尤其是到了正德三年（1508），道录司的官员可以通过纳银获得，更使道官骤然增加。当时规定，道录司有官员出缺，道士纳银50两，就可以赴礼部“准其承袭”。

（三）明宪宗与方士

成化年间，宪宗崇尚道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宠幸方士。成化六年（1470），翰林院编修陈音上奏，请求将佛子、法王、真人等降下名号，并建议凡是有请建寺观者，全都置于法。但宪宗的答复却是轻描淡写：“此事累有人言，俱已处置矣。佛子、真人名号，系祖宗旧制，如何辄更？”

以祖宗旧制为由，就将陈音的建议置之不理。

在成化年间，宪宗宠幸的方士主要有李孜省、邓常恩二人。李孜省，江西南昌人。初为布政司吏，因受贿事发，应当罢为民，但他在北京隐匿了下来。听说当时宪宗喜欢道法，就从人学雷法，再私托太监钱义、梁芳，靠符箓之法得宪宗之宠。成化十五年，升任太常寺丞，后又改任上林苑左监副。不久，又升通政司右通政，宪宗踢予他金冠、法剑各一，图书印二，印文为“忠贞和直”、“妙悟道玄”。邓常恩，临江人。通过太监陈喜的关系，进奉内廷，传升太常寺卿。宪宗踢他图书印，印文为“橐籥阴阳”。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士、庙祝，通过太监的关系，得到宪宗的宠用。如大德显灵宫庙祝顾玒，自幼就习扶鸾之术，假神降言祸福，夤缘太监，以达内廷，得到了宪宗的宠幸，并被升为太常寺少卿；又赵玉芝，也是通过“左道”，转托太监，被宪宗特踢太常寺寺丞之职，历任不到半年，其母又获敕命。

在对待道士或方士问题上，宪宗对那些伪造丹药者，所犯即使情重，处罚却是甚轻。如成化十九年（1483），右至灵高宗谅、右玄义史宗信、左玄义陈得静、道录司序班龙应奎，通过扶鸾，伪造丹药，谎称是神人所降，服之可以长生不死。正当要进御之时，此事被内侍发现。宪宗不过分别处以革职发原籍当差、拘收度牒为民、降道士本宫焚香、革冠带为民这样一些无足痛痒的惩罚。

其二，对灵济、显灵等道教宫观进行奖饰。成化十年，修北京真武庙成，并命都察院出榜禁约，禁止军民妇女入庙搅扰。

其三，随意度道童。成化二年，从左玄义许祖铭之请，再度道童三千多人。

成化二十年，因正一嗣教真人张玄庆之请，给其“度牒三百”。

其四，增给道教宫观庙户、佃户。成化十八年，从真人胡守信奏请，增给朝天宫庙户三户、佃户七户。

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成化年间，“又妖僧继晓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师名号，与永乐等。其尊道教亦名耳”。

对这种看法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察。一方面，宪宗尊道，并不只是名义上的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之事。上面列举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不必赘言。另一方面，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并不如后来的世宗那样，对佛教进行排斥，而是给以同样的尊重。举例来说，在成化年间，北京确是“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

尤其是成化年间，明宪宗因王恕的奏请，定下了“僧道犯公罪不还俗”之令，而常人的“收赎法”也同样适用于对待僧道。

这无疑给佛、道势力的增强，大开了方便之门。

（四）明世宗崇尚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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