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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ldo;20世纪中国文学&rdo;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谢冕先生主持的&ldo;百年文学总系&rdo;，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ldo;近代&rdo;。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

关于&ldo;现代文学&rdo;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

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

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ldo;文革&rdo;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ldo;当代文学&rdo;。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ldo;现代文学&rdo;，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ldo;翻天覆地&rdo;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

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ldo;现代&rdo;和&ldo;当代&rdo;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

从空间上讲，&ldo;现代文学&rdo;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ldo;现代文学&rdo;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

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ldo;人性论&rdo;的和&ldo;具有永恒艺术价值&rdo;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

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ldo;现代&rdo;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ldo;现代&rdo;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

所以，目前关于&ldo;现代文学&rdo;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ldo;空白处理&rdo;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ldo;现代文学&rdo;这个概念的方法。

（发表于韩国汉学国际研讨会）

小生常谈篇无题谈诗

没有题目的文章实在不好做，就像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样。倘若撒开缰绳漫无边际地扯上一通，难免被裁判为态度不严肃的墙头芦苇;倘若揣着裁判员的心思绞尽脑汁地大显其观诗慧眼，则又有企图凌越新诗专家的嫌疑。唐朝的科举我总有点看不惯，如果不是恩师看中了那句&ldo;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do;的话，凭白居易的本事，还真说不定弄它个&ldo;八十老童生&rdo;呢。冒犯，冒犯。

由此便想到，为什么胡适在答复絮如的信中，对他所了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盏灯》进行辩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烟云》却表示&ldo;哀怜&rdo;呢?

自从读了&ldo;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rdo;之后，胡适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远也膨胀不起来了。据说他把名字改为&ldo;适&rdo;，来源于《天演论》的&ldo;物竞天择，适者生存&rdo;。如果说在个人生活上他还可算个&ldo;适者&rdo;，那么在文学见解上，他就越来越远离&ldo;优胜&rdo;而走向&ldo;劣败&rdo;了。从1937年《独立评论》上那场关于新诗&ldo;看不懂&rdo;的争论，我觉得胡适在美学观念上已经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摆在新文学&ldo;第一盏灯&rdo;的地位，结果却大有化作&ldo;扇上的烟云&rdo;之虞也。

无疑，胡适是个功臣。《尝试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脚带，在金莲玉笋的辱骂和轰笑声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迹。于是，便在一片天足的杂沓纷纭中，新诗走出了它的第一个十年。

但是，这种原始的新诗如果一成不变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远了。早期原始社会人的寿命都不过十几岁而已。需要出英雄，于是，新文学史又亮起了第二个&ldo;第一盏灯&rdo;，即以汉语为外语的李金发。

李金发以走私法国的象征主义而青史留名。我在《春风不度玉门关‐‐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鸟瞰》一文中某些有关的话，不妨剽窃于此：

法国象征主义如同一股世纪初的春风，飞越千山万水，吹到中国这座刚刚解冻的花园，为放足不久的诗坛带来异域的芳香，带来新奇美的艺术追求，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ldo;七岁的诗人&rdo;（兰波诗题）。然而，中国的血型似乎永远是&ldo;ab&rdo;，可以容纳一切，但一切最终要变成&ldo;ab&rdo;。仅仅十余载，象征主义就昙花一现，枯萎于现实主义灼流滚滚的夏天。进步的艺术流派何以夭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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