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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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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借鉴、思考与展望

本书开篇就在表1.2中提出了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在结语部分，我将总结这些因素在7个国家样本中的实际应用。紧接着，我将在这组样本的基础上，探讨人们常常提出的关于危机的两个综合性问题：是否只有由危机引发的剧烈变动才能激发国家进行重要的变革？特定的领导者能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进程？随后，我将提出一些策略，以深化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最后，我将讨论的是认识危机对我们的未来有何借鉴意义。

预测因素

1.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承认危机的存在对个人来说比国家要简单，因为前者只涉及个人对自己是否身陷危机的认识，而无须获得国民的一致认同。然而，即使是对个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至少可能出现三种复杂的情况：个人可能一开始不承认危机的存在，或者只承认部分危机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到最后，个人不得不“大声求助”的时刻其实就是他承认危机的时刻。对国家危机的承认也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不过它还存在第四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导者各自拥有不同的拥护者，国民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承认危机这件事上，这些领导者、拥护者和群体的看法各不相同。

就像个人一样，国家一开始也可能会忽略、否认或者低估某个危机，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现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机。例如，在1853年以前，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知道西方列强在1839—1842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意识到西方对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可是，直到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日本才承认自己面临危机，才开始讨论变革。无独有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芬兰就收到了苏联提出的要求，并且知道苏联人口众多、军队庞大。然而，直到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起进攻，芬兰才开始意识到苏联对自己所造成威胁的严重性。芬兰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达成了共识，准备迎战。与之相反，尽管佩里的到来很快让所有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面临着迫切的危机，但在应对危机的最佳方案选择上，反对幕府将军的革新派和幕府政权之间产生了分歧。15年后，当维新人士终于推翻幕府统治，这个分歧才得到解决。

还有一些国家案例中，虽然国民广泛认同自己的国家存在某种重大危机，但对于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未能达成共识。在智利，阿连德和左翼政治人士认为，智利面临的重大危机在于其体制急需改革，而右翼人士则认为阿连德和他提出的改革才是危机的根源。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当地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府需要改革，而军方则认为共产党人和他们提倡的改革才是这个国家出现危机的根源。在这两个案例中，危机的解决不是来自最终形成的举国共识，也不是一方以武力占据上风后对落败一方的宽恕和和解。（日本的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在落败后被允许隐退，在明治维新开始以后，他还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危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胜利者对落败者赶尽杀绝。

面对二战以后与日俱增的国家危机，澳大利亚和德国曾在很长时间里持否认态度。这具体表现为，澳大利亚坚守自己的英国属性和“白澳”的身份认同，而德国则长期拒绝承认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对纳粹罪行负有普遍责任，也不愿面对自己的领土损失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府的上台，这些事情虽然令人不甚愉快，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国家危机的最终解决源于公民以循序渐进的民主方式达成改革政府政策的一致共识。

最后，截至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许多日本人和美国人依然选择性否认自己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日本人目前承认了部分问题的存在（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不完全承认日本的女性地位问题。此外，日本还拒绝承认其他问题的存在：在不欢迎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缺乏解决其人口困境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因历史原因，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关系紧张；比起与其他国家合作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性管理，日本寻求攫取海外自然资源的传统已经过时。美国国民则仍然普遍否认自己国家面临以下主要问题：政治极化，选民投票率低，选民登记存在阻碍，不平等，社会经济流动性水平下降，还有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投资不断减少。

2.愿意承担责任，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在踏出承认危机存在的第一步后，解决个人危机的下一步是承担个人责任，即避免使自己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要意识到做出个人改变的必要性。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和承认危机存在一样，承担责任也存在复杂的情况：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承担责任、避免自怜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问题；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群体、领导者和拥护者，各方观点时常不统一。

在本书的7个国家案例中，各国在承担责任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展现了不愿过度自我怜悯的一面。自1944年起，面对苏联入侵和芬兰士兵的大规模阵亡，芬兰本可能因此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以受害者的姿态谴责苏联的行径。相反，芬兰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芬兰改变了以往的政策，与苏联保持政治层面的对话，赢得了苏联的信任，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对芬兰有利的结果：苏联从赫尔辛基附近的波卡拉海军基地撤军，减少了要求芬兰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延长了赔款交付的时限，而且对芬兰亲近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至今日，尽管苏联早已解体，芬兰也未再试图收复卡累利阿省。类似地，明治时代的日本曾有数十年暴露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之下，而且被迫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并没有沉溺于受害者心态。相反，它主动承担起责任，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应对危机。

与之相反的是，有的国家在面临危机时选择把责任推卸给他人。英国在新加坡的基地陷落后，澳大利亚的反应是去责备英国的“背信弃义”，而不是反思自己在二战前没有承担起发展国防的责任。随后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澳大利亚一开始将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背叛，直到后来澳大利亚才痛苦地意识到，英国必须追寻自己的利益。这种一味推卸责任的行为，延缓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之间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进程。

一战后的德国则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这最终为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量德国民众听信了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人编造的谎言，认为德国战败是因为国内社会主义分子“在背后捅刀子”，而不是由于协约国军队在军事上具备压倒性优势。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民众将心思都放在《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问题上，却不承认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战前实施的一连串错误的政治决策使德国在不利的军事条件下参与战争，进而导致德国战败，被迫签署《凡尔赛和约》。如此一来，德国人拒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受害者的立场自居，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这使德国国内纳粹势力盛行，从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最后为德国带来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承担责任的方式。两国政府对发起二战应付全部责任，与之不同的是一战中的德国，当时它的对手对战争的爆发也应负有责任。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对其他国家犯下了恶行，两国的国民也都遭受摧残。但德国和日本面对这些现实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战期间，数百万德国国民失去生命（包括在同盟军轰炸德国城市时丧生的德国民众，如果同盟军没有赢得二战的胜利，这种行为肯定会被界定为战争罪），苏联军队往西挺进的过程中，近百万德国女性被强暴，战后德国还丧失了大量领土。面对这些现实，德国并没有被自我怜悯的情绪支配，也没有摆出一副受害者姿态。相反地，德国民众普遍承认纳粹的罪行，教育本国儿童认识这些事实以及德国应负的责任，并且主动改善与波兰等在战时受到德国迫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反，大部分日本民众依然继续否认自己国家发起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大部分民众认为是美国诱使日本轰炸珍珠港，所以才引发的二战，而对日本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4年前就已对中国不宣而战的事实视而不见。日本还持续否认自己对中国、朝鲜半岛的民众，以及二战中的同盟军战俘犯下的罪行。相反，日本选择把自己塑造成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而不愿直面现实。日本持续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做法，将使日本与其强大的邻国中国还有朝鲜半岛的关系持续恶化，从而使日本面临极大的风险。

3.划清界限选择性变革。我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讨论的6个国家均采取了选择性变革的方式来应对各自的国家危机。随后我所讨论的2个正在经历危机的国家（日本和美国）现在也正在进行选择性变革，而且日本走得比美国更远。所有这些国家都已发生变革，或者正在讨论即将进行的变革，但其变革仅针对某些特定政策，其他国家政策则维持原状。在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在变革与维持原状之间的明确界限，尤其具有指导意义。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政治、法治、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西化变革。然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日本都并非亦步亦趋地盲目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从众多的西方模式中找到最适合日本的方案，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对这一方案进行调适与修正。与此同时，日本保留了社会中的其他基本特征，包括对天皇的崇拜、日本的文字体系，还有日本文化的多个方面。同样地，芬兰在保留了自由民主政体的同时，比其他与苏联（今俄罗斯）毗邻的欧洲国家享受到更大的行动自由。芬兰前后政策的明显不一致招致许多其他国家民众的严厉批判，这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芬兰因地理区位而面临的残酷现实。

4.来自他国的帮助。在解决个人危机时，来自他人的帮助无疑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讨论的国家案例中，获得来自他国的帮助对于一国危机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而缺乏他国帮助会对一国危机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明治时代的日本在进行选择性西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提供了许多帮助，从往日本派遣顾问和接待日本的海外使团，到建造巡洋舰原型，这对日本而言意义重大。在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后，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两国政府重振国内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同样，美国为日本和德国提供的经济支持对于两国在二战后的重建意义重大。澳大利亚先是向英国，然后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缺乏他国帮助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体现在，美国取消援助计划，并对智利经济设置壁垒，使阿连德治下的智利政府陷入瘫痪。一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攫取的战争赔款撼动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新加坡基地陷落后英国无法再为其提供军事保护，英国在就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谈判后取消对澳大利亚的特惠关税政策，这两次冲击推动了澳大利亚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在缺乏他国帮助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与苏联进行冬季战争期间的芬兰，当时芬兰所有潜在的盟友都未能或不愿给芬兰送去它所预期的军事援助。这个惨痛的经历构成了1945年以后芬兰外交政策的基础：芬兰意识到，一旦和苏联产生新的冲突，自己将不会得到任何帮助，因此芬兰不得不与苏联建立起一种能够使芬兰尽可能保留国家独立性的双边关系。

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正如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对解决个人危机来说很有借鉴价值，在本书的大多数国家案例中，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也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借鉴西方的模式并对其加以调整，在维新变革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日本再次在调整的基础上借鉴（或被迫采取）了美国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但美国对日本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借鉴了美国的（或者说是他们想象中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模仿的主要是英国模式，二战后它逐渐抛弃了这些模式。

此外，本书提到的国家案例中还包括两个缺乏可借鉴模式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客观意义上的缺乏，另一个则是主观意义上的缺乏。在芬兰的案例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苏联的邻国在满足苏联要求的同时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这正是被称作“芬兰化”的芬兰政策的精髓。正是基于芬兰人对自身独特情况的认知，时任芬兰总统吉科宁才会说“芬兰化不供输出”。今天的美国自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借鉴的模式。由于美国人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加拿大和西欧民主国家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哪怕是在医疗卫生、教育、移民、监狱和养老等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不甚满意，但还是拒绝借鉴加拿大或西欧国家的解决方案。

6.国家认同。在个人危机的12个结果预测因素当中，有一部分因素很容易在国家危机的预测因素中找到对应项，但有一个因素不太容易找到对应项，那就是“自我力量”这种个人特征，但它的隐含意义使人联想到国家认同这一国家特征。

什么是国家认同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因自己国家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令人钦佩的事物而普遍产生的自豪感。国家认同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军事成就、文化和历史。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较大差异。举例来说，芬兰和日本都拥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语言，两国人民都对此引以为傲。相反，智利人虽然和大部分其他的南美洲及中美洲国家国民使用同一种语言，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将这种特征转化为独特的国家认同：“我们智利和其他所有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不同，因为我们具有政治稳定性和民主的传统。比起拉丁美洲人，我们更像欧洲人！”军事成就是部分国家的国民形成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芬兰（冬季战争）、澳大利亚（加利波利登陆战）、美国（二战）和英国（多次战争，最近的两次是二战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在很多国家，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集中在文化层面，例如，历史上的意大利在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和现代意大利在烹饪及时尚领域的卓越成果、英国的文学、德国的音乐。许多国家的国民为自己国家的运动队感到自豪。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对自己国家的悠久历史和曾经在世界上造成的影响而备感骄傲——以意大利为例，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光辉历史是其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

在我们谈到的7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国民都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唯一例外的是印度尼西亚，该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对弱一些。这并非是在贬低印度尼西亚人，它仅仅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印度尼西亚直到约191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殖民地，直到194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会发生种种分裂运动和叛乱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随着该国官方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逐渐普及，再加上民主的发展与公民参与程度的不断提升，印度尼西亚国民的国家认同最近正显著提升。

在本书中谈及的一些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国家认同是其解决国家危机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而言，国家认同使其国民万众一心，从而有勇气去抵抗强大的外来威胁，携手共度国家最艰难、最屈辱的时期，并且愿意为了国家的大我而牺牲个人的小我。芬兰人甚至纷纷捐出自己的结婚金戒，以助祖国筹集要支付给苏联的战争赔款。国家认同还使1945年后的德国和日本度过了军事惨败和接踵而至的被占领时期。在澳大利亚，国家认同是该国国民围绕“我们是谁”这一问题重新进行自我评估和采取选择性变革的关键所在。国家认同还影响了智利左翼政府的政策，在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的左翼势力重新掌权，尽管其对智利军方的恐惧已经日渐消退，对皮诺切特的支持者依旧存在恨意，但掌权的左翼政党选择实施和解政策，倡导建立一个“全民的智利”，这里的“全民”既包括追随皮诺切特的右翼人士，也包括追随阿连德的左翼人士。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与之相反，在今天的美国，对群体认同的强调不绝于耳，而广义上的国家认同却被日渐忽略。

一国的国民和政府通常通过重述历史的方式建立起民族自豪感，从而强化国家认同。这样的历史重述造就了“民族神话”。这里的“神话”并不包含“虚构性”的贬义色彩，而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具有明显的历史根基，旨在解释某些现象或者达成某些目的的传统故事”。在现实中，出于政治目的被反复传颂的民族神话有很多种，既有真真切切的历史，也有彻彻底底的谎言。

一种极端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确实还原了真实的历史，而且确实集中重述了该国当时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不过这种重述仍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例如英国和芬兰。1940年夏，英国历史将重点放在不列颠之战上，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芬兰历史则聚焦于冬季战争，两国通过重述这段历史来塑造自己的国家认同。没错，截至当时，这两场战役确实是英国和芬兰所经历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战役，而且时至今日，出于政治目的，这两场战役依然在被反复重述。

处于中间的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所重述的确实是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仅仅关注一国在某个时刻发生的其中一起事件，而忽略了其他重要事件。例如，19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着重强调刘易斯与克拉克横跨美洲大陆的那场远征，还有欧洲白人探索并征服西部世界的其他进程，却抹掉了他们杀害和驱逐印第安原住民、奴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历史只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民与荷兰人之间的对抗，却并未提及大批印度尼西亚人在国内发起的反抗共和政体的运动。还有20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历史，仅仅记录了加利波利登陆战，却对杀害和驱逐当地原住民的事情闭口不提。

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中的大部分历史都建立在谎言之上。比如，德国人曾经以公民叛国的谎言来掩盖自己在一战中的失利，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持轻描淡写或者完全否认的态度。

完全如实地重述历史是否有可能？人们对历史是否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解释是否应该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对于这些问题，历史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但不管答案是什么，事实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传颂的民族神话确实强化了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对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用于强化国家认同的民族神话拥有不同的历史根基。

7.诚实的自我评估。假如现在有一名对人类和人类社会一无所知的完全理性的外星访客，他可能会天真地认为，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导致人类个体和国家无法解决危机的因素。在这名理智的外星访客看来，怎么会有人或者国家会选择自欺欺人，从而毁掉自己呢？

实际上，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有两个必要的步骤。首先，个人或国家必须拥有准确的认知。但这可能有些难度，因此，导致个人或国家无法成功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信息的缺失，而不是诚实与否的道德问题。其次，个人或国家必须诚实地评估这些认知。可惜的是，但凡对国家或人类稍做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自欺欺人无处不在。

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国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与否离不开强大的领导者或独裁者的作用。在这些案例中，一国是否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取决于该国的领导者是否开展了诚实的自我评估。近代德国领导者在这方面呈现出来的差异极为显著。作为一名出色的现实主义者，俾斯麦成功地完成了统一德国的艰巨目标。作为一名情感上摇摆不定的非现实主义者，威廉二世为德国树立了不必要的敌人，使德国被卷入一战并最终战败。更聪明但也更邪恶的希特勒本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因为不切实际地选择进攻苏联，并且在与苏联和英国开战的同时不必要地对美国宣战，从而抹杀了自己的胜利。随后的德国很幸运地又遇到了一个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维利·勃兰特，他足够勇敢，认识到德国需要在东欧采取痛苦却现实的政策（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也承认除民主德国之外德国领土的丧失），因此为德国20年之后的重新统一打下了基础。

尽管在西方国家知名度较低，但印度尼西亚的领导者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身为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的苏加诺不切实际地认为自己具备独特的能力，能够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愿，哪怕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中的心愿。苏加诺忽略了印度尼西亚自身存在的问题，投身于世界反殖民运动中，并且执意下令军队占领马属加里曼丹岛，不顾当地民众的一致反对，就连他自己的军官也对这一行动持怀疑态度。对苏加诺来说，不幸的是，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的陆军将领苏哈托（在其政治生涯接近尾声之前）是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者，他极为审慎地行事，只在自己确认能成功的情况下才有所行动。通过这种方式，苏哈托一步步取代了苏加诺，放弃了苏加诺的世界雄心和与马来西亚的斗争，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尽管经常是以邪恶的方式）。

还有三个国家在缺乏强人领袖的情况下，通过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对国家危机达成了举国共识，它们就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芬兰和澳大利亚。明治时代的日本意识到自己面临一个痛苦的现实，那就是西方蛮夷远比自己强大，只有学习西方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通过向欧洲和美国派遣大量政府官员和民众来获得关于西方的准确认识。与之相反的是，日本之所以会发动二战并导致惨痛的后果，部分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那批年轻气盛的日本军官缺少对西方及其实力的直接了解。芬兰也曾遭遇相似的痛苦经历。当时，芬兰人意识到自己如果继续与苏联对抗，还是不会得到潜在盟友的援助，并且意识到芬兰今后应该取得苏联的信任，从苏联的角度理解问题。澳大利亚最后终于直面现实，意识到英国对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渐弱，而亚洲和美国对自己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国民就此达成了共识。

本书最后讨论的两个当下的国家案例均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正如上文提到的，日本现在确实意识到自己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没能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其他一些问题。今天的美国在对自己做出评估时也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大部分美国国民和政治家仍未能严肃看待我们如今面临的主要问题。许多美国人甚至自欺欺人，把自己国家的问题怪罪到别的国家头上，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责任。科学怀疑论在美国越发盛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预兆，因为科学基本上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描述和理解。

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对于需要处理新一轮危机的个人来说，因曾成功度过危机而产生的自信是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之对应的影响国家危机的因素，对本书中提到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日本，它应对危机的自信来自明治时代取得的成就，当时的日本通过迅速改革获得足够的实力来应对被西方列强瓜分的风险，并且最终战胜了两个西方国家（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还有在1914年的日德战争中战胜德国殖民军队）。

芬兰是从成功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中孕育出国家自信的又一案例。芬兰人在二战中成功击退苏联的进攻，由此所产生的国家自信对他们来说意义相当重大。因此，在2017年芬兰独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冬季战争和国家独立成为同样重要的庆祝主题。除了本书所探讨的国家之外，英国也拥有成功应对过往危机的历史经验：它在二战中与美国和苏联并肩打败了希特勒；自1940年6月法国陷落到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在这一整年内，英国独立对抗希特勒，尤其是在1940年下半年的不列颠之战中，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领空战胜了德国空军，从而一举挫败了德国入侵英国的计划。从1945年到现在，一旦面临各种困境，英国人就会时常回望往昔：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不列颠之战更为艰难，既然我们当时能获得胜利，那么在其他一切事情上我们也能获得胜利。

过往的成功经历同样助长了美国人的国家自信。回望美国的成就：我们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我们自东向西完成了对整个北美大陆的探索和征服；我们通过南北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截至目前，这是美国历史上伤亡率最高的、最为血腥的战争；在二战期间，我们同时对抗德国和日本，并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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