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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美国的未来其他三个问题（第2页）

现在，我将通过列举8个创意来证明在美国获得创业投资的容易程度。十多年前，我认为这些创意既疯狂又具有很高的风险。8个创意中有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A类创意）现在已经获得成功，而且创造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财富；另外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B类创意）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但还未证明其可行性；还有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C类创意）已经证明了其可行性，也已经吸引到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但（尚）未成就一番宏伟事业；剩下的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D类创意）就是我刚刚随便想出来的点子，目前（据我所知）还没有吸引到任何投资。这些创意分别是：

1.一种针对游泳者的电磁波鲨鱼驱逐剂；

2.一种能够通过电子手段传输宠物狗的活动情况、健康状况和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信息的狗项圈；

3.一种子宫内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可以让狗生出长有昂贵皮毛的银狐；

4.一种可使你在线上发布照片和文字，但会在24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自动删掉这些内容的社交媒介；

5.一个通过真空管道以飞机般的时速传输人类的容器舱；

6.一种让你能够把自己的房子租给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技术，当然前提是你想这么做；

7.一种可使你在离世的瞬间立刻被冰冻的技术，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当医生找到使你致命的疾病的治愈方法时，你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8.一种可喷在你皮肤上的化学药剂，可以让你在水下呼吸15分钟。

你是否能准确地把以上创意归到对应的A、B、C、D4类创意中？答案见本页的底部。我敢打赌，很少有读者能将这8个创意全部归到正确的类别中。这就体现了，在美国，哪怕是那些起初听上去很疯狂的创意，也可能吸引到创业所需的资金，也可以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而且（如果成功了）可以在全球进行扩张，发展成为价值数亿美元的企业。

人们之所以不担心美国对未来的投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世界主导地位，美国40%的经济产出都来源于这两个领域，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主要的民主国家都要高。到目前为止，在每一个主要的科学领域，例如化学、物理、生物，还有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美国贡献的高质量科学文献数量都领先世界。世界上半数的顶尖科研机构都是美国的。美国在研发上的绝对支出也是世界领先的。（但它在研发的相对支出上并未领先：以色列、韩国和日本在科技上的投入占其GDP的比例都高于美国。）

这些因素都使我们对美国面向未来的投资感到乐观，但有一个因素使我们对其感到悲观，那就是美国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非军事研发等公共用途领域的投入不断减少，而在毫无经济利润可言的领域投入巨大。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嘲笑美国政府的投资有平均主义倾向。其实，政府投资是政府最古老的两种功能之一。自从5400年前政府出现以来，它便具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维护内部的和平稳定，具体方式是垄断军队，解决争端，禁止公民为了私自解决争端而付诸暴力。二是对个人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更大的目标：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至少让精英阶层获得财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提高社会的整体利益。当然，大部分的投资都是私人投资，投资者是富有的个人和公司，他们期望从投资中获利。但是，很多潜在收益无法吸引私人投资，有的是因为收益期太长（例如普及初等教育的收益），有的是因为收益会扩散到整个社会（例如市政消防部门、道路和通识教育的投资收益），而不是集中在对私人投资者来说有利可图的领域。即使是“小政府”的最坚定支持者也不会将政府对消防部门、州际高速公路和公立学校的投资斥为平均主义倾向。

如此一来，美国从前建立在受过教育的高水平劳动力和高科技水平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其原因至少体现为以下三个趋势：我们对教育的投资不断减少，我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美国人接受教育的质量差异巨大。

第一个趋势是，至少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支出已经开始减少。尽管我们的人口总数在不断增加，在州政府层面，高等教育拨款的增长速度仅为监狱拨款增长速度的125，甚至有十多个州对监狱的支出已经超过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支出。

第二个趋势是，从世界标准来看，美国学生的表现正在不断退步。现在，在对数学、科学的理解和考试分数方面，美国学生的表现在主要民主国家中排名较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美国的经济和它的科技水平紧密相关。国民在数学、科学方面的受教育程度，再加上受教育年限，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佳预测因素。不过，美国学生的人均教育支出虽然在下降，但其水平以世界标准来看还是较高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甚低。怎么会这样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于，在韩国、芬兰、德国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教师（这里主要是指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吸引了最顶尖的毕业生，因为教师的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这个行业很少有人跳槽或转行。在韩国，要加入小学教师的培训行列，申请者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全国前5%的成绩，初中教师岗位的报录比为12∶1。相比之下，在所有主要的民主国家中，美国教师的相对工资（相较于所有职业的国家平均收入而言）最低。每年夏天的时候，我和妻子会在美国的蒙大拿州度过暑假，那里的老师拿着接近贫困线水平的薪水，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得在下班后再打一两份工（比如在超市里打包）。韩国、新加坡和芬兰的所有教师读书时的成绩都排在自己班级的前13，可几乎有一半的美国教师读书时的成绩排在自己的班级的后13。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每年都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但我在这所大学任教的整整53年中，只有一名学生告诉过我，他想成为一名教师。

导致美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下降的第三个趋势是，美国的教育质量在州和州之间以及州内存在巨大差异。其他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教育拨款和制定教育标准，而在美国，这些责任落到了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头上。各州在公共高等教育上的学生人均支出相差高达11倍，具体由各州政府的财政能力、税收收入和政治理念决定。在一州内部，不同区域间也存在教育质量的差别：在较贫穷的区域或较贫穷的州，学校得到的财政支持会较少。这一事实会使美国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因为教育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表现来说十分重要。同一区域内，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为收取学费的私立学校更受有钱家长的青睐，教师的收入更高，班级规模更小，能提供的教育质量更高。芬兰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这个国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师领的都是国家政府发的薪水，不存在多寡的问题。所以，（不像美国的家长）芬兰的家长不能通过花钱送孩子进私立学校来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

美国政府对公立学校投入的减少，以及美国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美国在缩减对大部分国民未来的投入。尽管我们的人口总数位居富裕民主国家之首，但大多数国民并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而这些技能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是韩国、德国、日本和芬兰这些国家，它们一视同仁地对每个孩子进行教育投资。也许你会觉得不必担心，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比美国少很多，例如，你会看到美国的学龄儿童数量超过韩国的5倍。可你别忘了，人口总数是美国5倍的中国也正在雷厉风行地提高本国学龄儿童的受教育机会。美国经济迄今所享受到的比较优势，在将来有可能不复存在。

这种种事实构成了一个矛盾。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对国民的未来进行投资，那我们的钱到底花去了哪里？

一方面，我们的钱大部分被纳税人紧紧捂在自己的口袋里，美国的税率比大部分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都要低。另一方面，政府税收中的大部分被用于监狱、军队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在这三方面，我们的开支远远超过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没有人会认为监狱是对我们的将来有利的投资，因为它强调的不是改造与再培训，而是惩罚与威慑。我们的军费开支确实是对国民未来的投资，但为什么我们的军费开支比欧盟要多得多？欧盟的人口几乎是我们国家的两倍，然而他们为确保未来安全所投入的军事开支为什么有很大一部分由我们来承担？如果不去审查医疗卫生支出的用途和成果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它看作是对我们未来的投资。美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是，其居民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以及产妇存活率在主要民主国家中排名很低。这是因为在美国，很大一部分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支出并不是用于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比如营利性医疗保险公司收取的高额保险费用、高昂的行政成本、购买昂贵的处方药的支出、医疗事故险和防御性医疗的高额支出，以及为大量无法支付非急诊医疗费用的群体所提供的高价急诊医疗服务。

危机框架

在这两章中，我们从美国的优势出发展开讨论，随后对我认为现在美国正逐渐面临的最严重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在，让我们来对这两章做一个总结，看看这些问题是如何与本书的危机与变革框架联系起来的。

第一章的表1.2中列出的12个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有利于美国在未来通过选择性变革来解决问题，而哪些因素会阻碍这一进程呢？我将这个框架应用到美国的案例中，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且希望能为美国人在探索解决方案的道路上提供一些指引。假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哪些阻碍因素，我们就更能集中注意力，找到解决这些阻碍因素的办法。

有利因素包括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或者半物质优势，以及文化优势。美国享有的半物质优势包括：我们巨大的人口总量优势；我们广袤的领土、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辽阔的沿海和内河航道等地理优势；我们的联邦民主制度、由平民控制军队的传统、腐败程度相对较低的环境等政治优势；我们在个人发展、政府投入以及移民融合方面的历史优势。这些都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稳居全球最强国家和最大经济体之位的主要原因。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是地理优势，它赋予了我们全世界各国中最大的选择自由（表1.2中的因素12）：浩渺的海洋从东西两面将我们保护起来，而南北两端与我们接壤的邻国都不具有威胁性，且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面临被入侵的风险，而本书讨论到的6个国家中，有2个（日本和德国）曾在近代被征服和占领，另外有2个（芬兰和澳大利亚）曾经受到攻击。但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有因为现代交通的便利而变得难以控制的移民流动，使我们昔日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多少受到了限制。

美国还享有文化优势，其中一个便是我们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美国人坚信这个国家与众不同、令人钦佩，并为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而深感自豪。其他人通常会这么评价美国人的乐观和“积极进取”的态度：问题存在的意义就是被解决。

美国享有的另一个文化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因素10），这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美国人平均每5年就搬一次家，比我们提到的其他国家的国民要频繁得多。国家权力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更迭也很频繁，在过去的70年间，总统层面的党派权力更迭有9次。长期以来，我们维持着同样的两个主要政党——从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民主党和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这看似僵化，实际上却是灵活性的表现。这是因为，每当有第三党开始崭露头角（譬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麋党、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还有乔治·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很快就会将其纳入旗下，因此它们的寿命都不怎么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具有灵活性。一方面，我们宣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美国人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盲点。另一方面，在最近的70年间，美国放弃了一些被国人认为已经过时的价值观：我们在二战中放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我们对女性的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所减退。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存在的不利因素。对任何国家来说，要解决危机的第一步是：对国家陷入危机达成举国共识（因素1）；愿意承担国家责任（因素2），而不是将问题归咎于“别的原因”（别的国家或者一国内部的其他群体）；还要对国家存在问题的方面和运转良好的方面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美国距离迈出解决危机的第一步还有很远的距离。虽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国家的状况，但对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尚未达成普遍共识。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很难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还有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尚未成为国民的共识。很大一部分的美国政治家和选民正在努力让这些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去解决它们。太多美国人试图把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他们最喜欢将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为替罪羊。

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他们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当意识到美国出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选择为自己和家人找好退路，以逃避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贡献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去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最受他们欢迎的逃避策略是在新西兰（最为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国家）购置房产，或者花一大笔钱将废弃的美国地下核弹发射井改造成奢华的防御地堡（见插图10.2）。可是，如果整个美国都逐渐陷入崩溃，地堡中的奢华文明缩影，甚至是新西兰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社会，又能够存活多久？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以下这段苦涩的对话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

问：美国何时会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答：当那些有钱有势的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的时候。

在这个回答之上，我还想补充一点：当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意识到，如果大部分其余的美国人一直处于愤怒、挫败并且绝望无助的状态，那么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时候。

美国还存在一大不利因素：在我提出的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美国最缺乏的是向他国学习的意愿。我们不愿意以其他国家为榜样，去学习它们在应对危机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因素5）。这跟我们坚持的美国例外论有很大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坚信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其他国家的任何方法都不适用于我们。当然这是很荒谬的：尽管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独具特色，但所有的人类、社会、政府和民主政体都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别人身上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我们的邻居加拿大，跟美国一样，它也是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土地辽阔，人口密度低，主要语言是英语，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保障其选择的自由。加拿大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人口大多是在1600年之后抵达的移民。虽然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定位和美国并不相同，但两国共同面临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在社会和政治治理上，加拿大采取了很多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方法，例如在国民医疗计划、移民、教育、监狱，还有平衡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方面。美国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在加拿大人手中得到解决，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例如，加拿大接收移民的标准就比美国更为注重细节、更为理性。如此一来，80%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则因移民问题而被严重分裂。但美国人对加拿大的了解程度之低是惊人的。因为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说英语，就住在美国隔壁，而且和美国一样使用地区代码的电话系统，很多美国人从不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独立个体。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加拿大实际上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能从加拿大身上学到很多解决国家顽疾的办法。

美国人对西欧国家的看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对加拿大的看法。在我们的眼中，西欧国家和美国明显是不一样的，而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则不那么明显。与加拿大不同的是，西欧国家离美国很远，坐飞机最少也要5个小时才能到达，短途车程无法抵达，国民的第一语言大多不是英语，而且没有很长的近代移民历史。然而，西欧国家也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它们与美国一样面临着医疗、教育、监狱等问题，但它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与美国不尽相同。尤其是，欧洲国家政府以政策支持的方式将政府投入落实到医疗保健、公共交通、教育、养老、艺术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美国人却对这样的政策嗤之以鼻。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要高一些，但西欧国家在国民预期寿命和个人幸福感方面一直都优于美国。

这告诉我们，西欧国家也是值得美国学习的榜样。可是，不像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美国近代历史上鲜少出现由政府派出使团前往西欧和加拿大学习经验的例子。这是因为，我们坚信美国模式早就超越了西欧和加拿大的模式，而且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西欧和加拿大无法提供有用的经验。正是这种自大的心态，让我们忽略了很多个体与国家都认为十分有用的一种危机解决方法——借鉴他人他国在面临类似危机时的处理模式。

美国余下的两个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因素，一个是略微次要的不利因素，另一个则是有利有弊。这个略为次要的不利因素指的是美国人尚未练就承受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耐心（因素9），这与美国人“乐观进取”心态和对成功的预期相抵触。相比直面1956年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屈辱的英国人，还有从二战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再加上一战后的德国人），美国人觉得越南战争的失败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觉得难以承受这一结果。在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方面（因素8），美国既存在优势又存在劣势。我们不像日本和德国那样打过败仗而且曾被占领，不像芬兰那样曾被他国入侵，也不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曾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我们没有像1868—1912年的日本那般经历巨大的变革，也没有英国在1945—1946年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间的类似经历。但美国确实熬过了持久的南北战争，这场内战曾威胁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美国也确实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浴火重生，而且成功地从和平的孤立主义转变为二战期间的全面应战状态。

在上面几段中，我把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用于分析美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地理特征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美国国民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再加上我们一直拥有的灵活性，这些因素使我们较为看好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但还有一些因素使我们对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些因素包括：目前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陷入危机缺乏共识；美国频频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太多有权有势的美国人只想保护自己，不愿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还有我们不愿意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模式。然而，根据这些因素，我们无法预测出美国是否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最多只能预测美国有多大的可能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将拥有什么样的前景？这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当前享有的巨大的根本优势意味着，只要我们将那些自己亲手设置的障碍推开，我们的未来会和昔日一般闪耀。可是，我们现在正在挥霍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挥霍掉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经历突发式或渐进式国家危机，它们的严峻程度至少和我们目前正面临的一样严重。其中一些国家，比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芬兰及德国，进行了痛苦且剧烈的变革，经历漫长的变革期之后，最终成功解除了危机。那么，我们是否会划清界限（因素3），不是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而是在美国社会运转良好的领域与出现问题的领域之间。还有，我们是否会针对那些导致危机不断加剧的因素发起变革，这都是有待观察的问题。

上述创意归类的答案是：1C、2C、3D、4A、5B、6A、7B、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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